继续看台湾片,胡乱作些笔记。
新电影一个始终很重要的主题是对历史的怀旧、反思与追问,那一代导演更愿意去探寻台湾的过去与自我的来路,通过再现历史与生命经验中的伤痛、无奈与悲哀,来揭示流离命运与身份困惑,并表现了一种面对未来普遍惶惑不安的社会情绪。这其中的典型如侯孝贤作品,另像《老莫的第二个春天》、《稻草人》、《香蕉天堂》等也都触及历史与个人的隐痛。即便像一向关注现代化都市问题的杨德昌,也特意在父亲节拍摄了《牯岭街》,并将之献给他的“父亲和他们那一辈,他们吃了很多苦头,使我们免于吃苦”。这句话点明了由大陆赴台移民所经历的艰辛,并微妙地传达出“免于吃苦”的新一代已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,并肯认台湾、重新出发的心态。
《牯岭街》拍摄于90年代初,事实上,90年代兴起的“新新浪潮”,便不再胶着于历史与国族命题,而是积极地检视自身与周边环境,关注当下都市中的人情矛盾、关系危机与心理焦虑甚至是精神疾病。像李安的父亲三部曲、蔡明亮的河流三部曲等都是其中的代表。
新世纪以来的台湾电影我看的不多,但有一个感觉是更年轻的导演关注的层面更为狭窄,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年轻人(很大一部分是边缘群体与弱势人群)的青春迷惘与爱情遭遇(新电影也有部分青少年题材,像《指望》、《小毕的故事》、《风柜来的人》、《童年往事》、《恋恋风尘》等,但不如新世纪的电影那么焦点集中),这样的作品如《艳光四射歌舞团》、《恋人》、《梦游夏威夷》、《盛夏光年》、《飞越情海》、《十七岁的天空》、《刺青》、《六号出口》,杨顺清的《扣扳机》与《台北二一》则承袭了杨德昌较为强烈的批判意识,对生存困境与社会灰暗面的刻画相对较为深刻。而因为同性恋在台湾电影中的泛滥,我们也不能不怀疑有些导演在以此为噱头制造庸俗卖点。无法回避的事实是,个人化创作的趋势和题材边缘化现象日益严重,也导致观众的彻底流失。相比之下,吉光电影公司出品的《蓝色大门》与《五月之恋》要为正常清新。像黄玉珊《浮世光影之南方纪事》这样仍探讨历史与先辈命运,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撞击、对照关系的电影反成另类,当然黄也不是新生代导演。
自新电影以来台湾电影的题材不断在发生转向,但总体而言有一条脉络贯穿下来,那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与心理世界,也可以说是对存在的精神困惑的观照,由此我们不难发现,台湾电影是两岸三地电影中意识最为现代的一个子类。
我前些天看的《流浪神狗人》,讲的便是当代台湾不同层面的人群面临的生存困境和心灵拯救问题(日后再说《沉睡的青春》),有都市白领夫妻的冷战,也有酗酒原住民家庭难以调和的代际冲突。因为生活的困扰,人物都走向对宗教的皈依,有的信仰基督,有的对中国传统的佛道心存敬畏。然而电影所揭示的却是宗教也不能解决现实矛盾,因而人物对宗教产生了质疑。这种命题会让联想到伯格曼,较近的则有韩国李沧东的《密阳》,都是讲心灵救赎与信仰危机。撞车桥段及对相关人物展开多线叙事,则明显借鉴了奥斯卡获奖电影《撞车》。
此片有我喜欢的演员高捷,演一个司机,开着载着菩萨的车子流浪于各地,并且不断地收集被人们抛弃的菩萨塑像。我看
片中还有张洋洋,就是《一一》里头那个小男孩,如今已是少年郎了,只是说起话来依然带有稚嫩的奶声奶气。《指尖的重量》里也有他。片中出现的两个小女孩则摆脱不了同性恋的嫌疑,这好似新世纪台湾电影甩不掉的烙印一样,我也不能猜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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